1975年的除夕，她生病了。

她和文书王姐住在连部。我每天收工后到连部拿报纸，只是与王姐聊几句，并不太注意她。有一天她让我坐一会儿，随即递上了一碗绿豆粥。这绿豆在当时可是个稀罕物儿，须是上海的亲人自己舍不得吃，缝成个小包包从邮局千里迢迢寄来的。我喝了一口，甜的。

之后我们就熟了起来。我每次拿完报纸后就在那里磨叽一会儿，噌点儿吃的，她也会双手端着脸盆让我洗手。这才发现她其实是个很出挑的美女，梳着长辫，脸蛋红扑扑的。

现在她病了，我当然得去看她。晚上，趁着同屋的荒友都在喝酒，我悄悄地钻进了她的小屋。王姐见我来了，赶紧说：“你坐，我正要去大宿舍打扑克呢。”说完就走了。于是屋里只剩下我和她。

她躺在炕上，辫子散开了，长发拥着红红的脸颊，有气无力地呢喃着：“我就知道你会来的。”我说：“好好的，怎么就病了呢，是过年想家了吧？”她反问：“那么你不想吗？”我不吱声，觉得承认想家是一种怯懦的表现，于是躲避她的目光，转头却看见了一瓶北大荒白酒。我奇怪：“这酒是哪里来的？”“给你买的，想喝吗？”说着，她支撑着坐起来。“别呀，你还病着！”“我好多了。”说着她揭开了被子。我赶紧扭头拿炉钩子捅炉火，炉火热腾腾地蹿起来，这么小的屋子，热得让人出汗。

她翻出了一个上面还印着邮戳的布口袋，倒出一小堆花生豆，又变戏法似地摸出半瓶子菜籽油来，动手给我做下酒菜。炉火太旺了，花生豆有点炸糊了，焦糊的味道却是很香。

她问：“你会在这里扎根吗？”我不吱声。要是她早一年问的话，我会说：“那当然。”可是前一阵我的一个好友上大学走了，我不可能对上大学不动心。她幽幽地叹道：“我做梦也想回上海的。”我们目光对接，我无奈，她幽怨，断肠人在天涯。

我闷头喝酒，喝到半瓶时，她夺回了酒瓶，温婉地劝道：“下次再喝吧。”夜已很深了，我该回宿舍了。道别时，我突然有一种渴望，觉得应该有一个什么动作才对。拥抱？不可能的，那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。或许该拉拉手？可是她想回家，我想上学。回家、拉手与上大学相矛盾吗？但在那个年代偏偏就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！我犹豫了片刻，终是没法去牵手。——唉，人生就是那么奇怪，有时候一个细小的举动就会改变你一生的轨迹。

我推开门，独自在雪地里蹒跚。

经过一个柴火垛时，老张家的狗叫起来了，声音很雄壮，引得邻近几家的狗都跟着叫，一片凄厉的汪汪声传向了旷野的深处。

我不惊也不怕。醉意朦胧中甚至也想躺倒在柴火垛里，跟着它们一起叫个痛快。